2015年起，江苏省高院就将此作为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抓手，全省法院所有案件的审判流程和监督活动全部在统一的平台上运行，电子材料同步导入，全景语音合议庭系统，纸质材料同步扫描，电子卷宗随案生成，上（抗）诉案件电子卷宗同步移送，做到全程留痕。
比如，杨爱华认为，神话与哲学关于理想世界的描绘与设想积淀了元宇宙的思想基础。对此，全球理论和实务界已经有了初步的探索与实践。
事实上，如果再分析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更能发现的是反感的态度。但是反过来，无论是何种加密虚拟货币，在当前的数字商品交易支付中也有天然的缺陷：由于缺乏主权大国的背书和有效监管，使用者投机性太强，币值太过于波动，不利于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也给持有人变现为现实资产带来不少障碍（当然不排除有人刻意通过加密虚拟货币变现为主权国家法定货币来洗钱）。考虑到区块链在元宇宙产业发展中的关键地位，法律也应尽可能保护通过区块链技术制作的NFT产品的财产权利和智能合约的有效性。中国较早系统介绍元宇宙的赵国栋等人则认为，元宇宙经济也有四个要素，分别是数字创造（创造出数字人所需要的产品）、数字资产（对数字人创造的产品确定产权归属）、数字市场（为产品流动建设数字虚拟交易场所并确认交易必须遵循的规则）以及数字货币（用于支付数字产品交易的货币）。反过来讲，法律通过与技术结合来提升自身建构社会的效能，也正是从法律1.0到法律3.0的演化。
正如耶鲁法学院巴尔金教授主张的那样，虚拟世界的用户需要游戏自由、设计自由以及共同设计的自由。可仅仅两年之后的2023年，元宇宙便快速降温，似乎走到了十字路口。第二，从司法层面协调和整合国家信息技术系统和应用，并更充分地利用地方举措来改善服务。
截至2017年5月11日全国法院第四次信息化工作会议，全国3520个法院、9238个人民法庭和39个海事法院派出法庭已全部接入法院专网，建成覆盖全国四级法院的执行流程信息管理系统、人事信息管理系统、数字图书馆等平台，实现了全国法院‘一张网。公开审判(publictrial)不等于裸露审判(baretrial)。这对有纠纷的百姓固然是非常便利的，但是否有鼓励诉讼之嫌呢？暂且不论中国古代的无讼和息讼的优良传统，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机制，其成本无疑是高昂的———包括国家负担的审理成本和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甚至还可能包括当事人的非法秘密开支。只有在那里才有真正困难的问题。
就其他领域而言，这个不模仿的经验是完全成立的。如果预期可能产生这种影响，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形。
二是通过信息技术保障司法管理，司法管理平台可视化。这是以政治任务的形式出现，长达10多年的推进和强化。过度技术化容易使责任制下的法官偏偏失去其主体性地位。我们特别强调司法大众化和平民化，重视司法公开化和透明化，法庭的网络直播成为我国法院智慧司法技术目前的重点和亮点。
对应上述各个目标，战略重点部分详细说明了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其中鲜见司法公开、司法透明或司法民主这样的词语。在德国回答相关的问题时，通常认为：一方面，转播庭审可能会侵犯当事人的一般人格权，尤其是隐私权以及削弱法庭真实，致使被告人、证人和鉴定人遭受不利影响。这些不信任包括了对司法能力的不信任，对服务态度的不信任，对廉洁品质的不信任。
需要进一步质疑的是，法院遇到这三种情况真的可以单方面决定这么干吗？要不要从当事人角度来考虑？要不要考虑法官的感受和法庭的尊严和礼仪呢？大陆与英美两个法律传统，禁止直播也好，有限直播也好，这种规定背后的理念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他们的禁止和限制的理由是什么？司法独立与媒体自由的冲突中，限制媒体权利，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现在有了信息化技术，《法庭规则》所规定的法院单方面决定公开直播的尺度，这些问题同样存在，并且比过去更放大了。在未来是否可能由机器人法官来判断具有道德应然因素的特例的法律适用？今天人们给予信息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以膜拜，希望能够创造一种代替人类法官的机器人法官。
第三，避免过度迷信和依赖人工智能审判，而忽视人类独有的复杂命题。在法庭开庭期间或开庭间隙在法庭上拍照，以及播放法庭程序，都是蓄意损害诉讼程序的基本尊严，贬低法庭，并在公众心目中造成对法庭的误解，是不允许的。
过去法学理论常有司法文明、司法文化、司法传统的概念，其实相对于当下迅猛发展的司法科技，更应当提倡司法人文。加快建立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在有些人心目中，司法信息技术就变异成这样的目的：既然法官不完全被信任，那就换信息化机器和机器人来代替。法律命题的内容是某一特定状态是应然的，而不是说它是真的。有人说英美法官的这套判例技术类推方法，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已进入中国审判的同案同判活动。这种不匹配可能会不公平地影响陪审员的看法和审判结果。
这种监视设施在公共场所对于普通人，都具有正当性吗？也不见得。但是，监控探头瞄准人的时候，它至少触及（不一定都是侵犯）人的权益，肖像权、个人信息权以及人的尊严。
通过程序的信息化建设，正义让民众看得见。在政府系统信息化工作持续长达10年之后，司法系统也开始有信息化的举措———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6月印发《全国法院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规划》。
秘密保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对被怀疑和被控告的个人的无罪推定的实现。这项权利尽管没有被各国法律明确地规定，但它是不言自明的应然权利，也是从司法原则中可推定的权利。
八年后，45名法官听从伊利诺斯州律师协会的建议，投票禁止在法庭及其附近安装摄像头。美国司法会议信息技术委员会为制定年度最新情况提供指导，并建议由司法会议批准的计划。联邦最高法院在1965年以5比4的结果发布了一项决定，冻结了法庭上关于摄像机的辩论长达10多年。我们今天面对司法信息技术，从性质上讲，相当于100多年前的司法遇到照相技术挑战一样，而在尺度或程度上，信息技术要远远超过摄像镜头的开放性。
与此同时，2009年12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当然直播和录播都是指法院主导和组织的。
该文件中讨论的战略优先事项整合了联邦司法系统的战略规划(2015年更新），与IT规划和预算编制过程以及司法范围的战略规划工作相结合。法官在原本案多人少的情况下，又实行员额制之后，情况会是怎样的？法官自嘲为司法民工，那么民工的承受压力的极限是多少？法官是人，有体力和脑力极限，不能在各种监控下沦为司法民工。
2.完善审判信息数据库，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线获取立案信息和审判流程节点信息。如果在法庭上有轻蔑法庭和法官的言行，就是藐视法庭，在有些国家可能构成藐视法庭罪，其侵害的客体就是具有神圣性的法庭。
因此，经过这些年的研发和应用，我们不能无视司法信息技术发展的奇怪模式及其隐忧。还要提到，信息技术所谓的算法强调科学合理，到司法领域，算法就是技术正义(Technicaljustice)问题，技术正义将来会与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并列为三种正义。法院基于当事人权益的立场来限制媒体转播权，也是有国际共识的。科技所出现的负面效应，不是科技本身的问题，而是对科技人为的误用、滥用甚至恶用的结果。
以先后建成的裁判文书、审判流程、执行信息和庭审公开四大司法公开平台为依托，全方位推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较好地实现了现场、转述、可视正义。在司法场域中，对法官和法庭进行监控，会有一种什么效果呢？比如法庭上，有人拿着摄像机、手机，把庭审现场直播出去，微博发出去，然后引起媒体审判和舆论审判，这对法官来说无疑是一种干扰，也就是常说的司法过度曝光。
梳理司法信息科技的成绩，大致有三块：第一，司法信息科技提升司法的透明度。上世纪90年代辛普森案审判期间，当时法庭上出现的摄像机观察者(observer)ℴℴℴ实际上就是指broadcastoftheCourtroom（法庭直播）。
除了极少数国家（比如巴西）在制度上允许法庭直播之外，法庭直播制度大致有两类，一是禁止直播，其代表是德、法、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内容包括：由法官评估风险，以确定在个案中是否允许微博庭审直播。
